目前分類:國際工運與當代社會思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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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 勞動視野工作室

對希臘工人而言,由全國性大型工會組織的「總罷工」並不只是和雇主階級談判薪資的施壓手段而已,同時也是當代議政治失靈、選票無法有效監督政客時,由工人集體向政府展現力量的極致。

希臘自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以來,社會危機持續延燒,經濟成長先停滯後衰退,全體失業率大幅飆升。在如此經濟困境下政府財政收入亦銳減,導致無法償還向跨國金融資本所借的債務,而以IMF為首的國際金融機構則以貸款給希臘政府之名,實質上對跨國金融資本進行紓困,並進一步以希臘所欠下的龐大政府債務為口實,幾乎綁架了整個希臘政府,凌駕於希臘民主制度之上將國內各項社會經濟政策視為自己的囊中物。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壓力下,希臘政府大量裁員、削減退休金以及壓低工資,並將國家財產和國營事業機構出售給私人資本。今年年初希臘人民投過選票將誓言向緊縮政策宣戰的「激進左翼聯盟」送進政府,然而這個「左翼政府」並未實現當初的諾言,現在成了希臘工人們罷工抗議的對象。


〈左翼之聲〉網站記者Alejandra Ríos
赤心  譯、季耶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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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jandra Ríos 在雅典報導

赤心 譯
宋治德 校

01 Photos: Josefina Martinez @josefinamar14 

 

編輯室報告 / 勞動視野工作室:

每當景氣一片慘淡,不論企業先前獲利多麼豐厚,倒楣的總是受雇者,等著工人的不是無薪假就是關廠解僱。景氣好時,工人分享不到企業的利潤,景氣壞時,卻讓工人承擔經濟危機的苦果,這合理嗎?面對資方關廠的決定,工人是不是只能接受失業的命運,還是有其他選擇?今年五一勞動節,英國《衛報》報導了歐洲的工人接管工廠風潮。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讓許多公司訂單短少、經費短絀,然而許多工人拒絕關廠解僱,自己接手營運,據統計,目前歐洲約有500家倒閉的工廠被工人接管。2013年,希臘政府關閉了國有的希臘廣播電視臺(ERT),然而卻有600名員工自行組織起來,佔領希臘廣播電視臺並進行集體管理,繼續為社會大眾製播新聞,尤其是和工人如何團結抗爭、人民生活如何窮困有關的消息,還開放民眾參與新聞製作。在這篇訪談裡,佔領運動發言人Nikos Tsibidas講述了這兩年來的抗爭歷程,這些工人的經驗或許能給予我們不小的啟發、從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工人的困境。

2013年,政府關閉希臘廣播電視臺(ERT)之後,工人進行了抵抗,並集體自我管理ERT,繼續播放了兩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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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治德(前香港職工盟組織幹事,現於法國留學。)

 

11750681  

 

編輯室報告 / 勞動視野工作室:

近期希臘一直是全歐甚至全球的政治焦點,而希臘工人也位於反抗金融寡頭的最前線。自從2009年至今,希臘工人大小抗爭不斷,前後發動過32次總罷工,2015年1月25日,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在希臘大選中獲勝,這是歐洲新興左翼政黨躍上執政舞台的先聲。各國政府和國際銀行一刻也不敢鬆懈,緊緊注視著希臘,就怕希臘萬一拒絕緊縮政策,其他債務國將有樣學樣,金融寡頭的錢袋也將不保。而全世界的工人和抗爭者們,也同樣緊緊注視著希臘,除了心繫希臘百姓民不聊生的苦難,更要向希臘工人抗爭的經驗學習,看著希臘工人能否在詭譎多變的政治風雲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工作室盼關注勞工權益者亦廣開國際視野,特刊登此好文以饗讀者。

 

過去兩個多星期的希臘局勢,變化速迅及富戲劇性,令世人廣泛注目。7月5日的公投,參與反對票運動(即反對三駕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款基金組織——提出貸款條件的緊縮措施)的民眾、工人階級所釋放出的能量,肯定是過去幾十年來(自1970年代以降)希臘所未有的、甚至是歐洲少見的現象(有評論將它相比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從群眾動員層面而言)。公投結果出人意料地是62%大比數的反對票,卻不到一星期,執政黨激進左翼聯盟(下稱Syriza)竟然與三駕馬車達成貸款協議,接受比原先更為嚴厲的緊縮措施(台灣媒體將Austerity譯為「撙節」,但它在中國古語裡是褒義詞,與浪費相反的節約意思,但現在Austerity英文裡實際意涵已較為貶義,亦不止是「節約」的意思),以及強行在國會通過新的緊縮協議,激發民眾巨大的反彈,以及Syriza內部的分裂。

先稍為離題,說明一下這次公投的內容。這次公投的針對目標,是民眾就三駕馬車早前提出的貸款條件——緊縮措施,投下「反對」或「贊成」票。但它不包括希臘政府自己對三駕馬車所提出的貸款方案。其次,即使反對票勝出,亦根本不是早前主流媒體所說的「倒債」,而Syriza領導利用這個公投結果向三駕馬車提出其方案。而此前希臘政府代表與三駕馬車的貸款談判,亦從來不是要求「倒債」或「不還錢」,只是要求給予「債務重組」的方案選項(債權人主要是銀行)。但都一概被三駕馬車拒絕。

這裡主要集中討論三個問題:第一,公投對於反緊縮的民眾鬥爭和工人運動有何意義?第二,公投後,國會卻通過了比此前更嚴厲的緊縮措施,有評論認為(如前希臘財長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將助長法西斯金色黎明黨的壯大,情況會否這樣?第三,通過新的緊縮協議後,希臘工人階級反緊縮的鬥爭發展又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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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羽凡(勞動視野工作室)

德鐵罷工  

 

日前發生於新北市的八仙塵爆乙事,除了引起社會各界對於傷者的關注之外,我國醫護人員的勞動問題也在連日救災的過程中再次浮上檯面,從澎湖空難、高雄氣爆到今天的八仙塵爆,醫療人力不足的問題連連造成醫護人員過勞,甚至護理人員一邊打著點滴一邊上班的情形已不是個案,而如同台灣護理人員的吶喊:「當病人在你旁邊哀號,哭喊著要你的協助時,不可能吃得下飯,只能用自己的身體來換他們的生命。」,這樣幾乎是以命抵命的血汗勞動也在德國醫療院所中發生,不同的是,德國的護理人員在德國服務業工會(ver.di)的組織動員下,高喊「增加醫療人力!」「明確化人力配置標準!」,進行了全國性的動員,並自今年(2015年)622起,於全歐洲最大的醫院-柏林夏里特(Charité)醫院中進行無限期的罷工。 

本文完稿之時,德國護理人員的罷工在歷經整整十日後,已暫時告一段落,工會此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亦即勞資雙方將於團體協約中明確約定:「第一、加護病房、兒童醫院與療養中心等各醫療單位的人力配置標準明確化;第二、一旦護理人員向雇主表示人力負擔超過約定標準時,雇主有立即採取改善措施的法律義務。」此一成果為護理人員對抗過勞工作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礎,行動政治的意義上則是翻轉了雇主的忽視勞動安全的人事政策。令人好奇的是,何以一場在醫院中罷工可以撐過整整十日並取得成果?人民的生命安全與健康在罷工中如何繼續獲得保障?為何社會言論、病患及其家屬沒有出面杯葛罷工?此等提問應不止是德國罷工文化此一主觀性因素所能解答,本文以對德國罷工現場的在地觀察,提出看法與分析供讀者參考。 

反血汗醫療的罷工行動 

1990年代以來,如同在其他的產業,德國醫療健康產業也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支配下,走入互相競爭的營利取代維護民眾的福祉之途,國家投注於的資源亦逐步減少,削減支出的政策反映在醫療人事組織上,即是一再緊縮的人力配置以及隨之而來的過勞工作,自1990年代中期已來,德國療養院所中有超過五萬名護理人員被裁減,在病患增加但醫療人員減少下,工作時間拉長、休息時間被刪除,甚至護理人員需進行醫師的工作而無法專注於自己的專業上。一名護理人員表示自十年來加班已是工作上的常態,每週工時的正常工時雖然為38.5小時,但是每個月卻至少要負擔近90小時的加班時數,心臟科中的一名護理人員要照顧十名的患者、兒童醫院中的一名護理人則要負責36名兒童病患。另外一名護理人員則表示,醫院配置給31床的人力只有3 名護理人員,逢夜間與週末值班時更只剩二名人力,有時甚至是單獨值班,一旦有員工生病無法到班,在值的護理人員也沒有辦法要求醫院補足人力。在人力緊縮而工作源源不絕下,護理人員縱使有心給予病患最好的照護,在此客觀條件的限制下也難以達成。 

在此背景下,雖然護理人員所屬的產業中已有團體協約,但是此次護理人員的罷工提出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訴求,亦即不是調薪等傳統的協商訴求,而是要求醫院為合理且明確的人力配置,這也是第一場以增加工作員額來挑戰雇主人事權的罷工,雖然雇主主張人力配置屬於資方的經營權力,勞方非得置喙,但柏林勞動法院則提出:「雇主的經營自由在員工的健康權面前沒有優先權,應該退讓。亦即勞工可以為了改善勞動健康的問題而進行罷工。 

病患與家屬之聲援:這是一場為保障病患權益的罷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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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羽凡/勞動視野工作室研究員

 

德鐵罷工照片  

 照片說明:德國火車司機員GDL工會 2014年罷工行動(圖片來源:www.gdl.de/

 

今年(2014)115日開始,德國鐵路工人所屬的司機員工會(GDL,以下簡稱GDL工會)發起了本年度三個月內的第六度罷工行動,且行動強度較前幾次的罷工再次升級,不但範圍上擴及全國鐵路、時間上更達到約100小時,幾乎是德國鐵路1994年公司化後以來衝擊性最大的一波罷工浪潮(1)。相較於同期間其他產業中的罷工──諸如德國亞馬遜工人與德航漢莎工人的罷工等,此次德鐵工人的行動引起了更多的社會關注,其中雖不乏同情或支持工會的言論,然而卻出現了更多的攻擊聲浪,甚至德國總工會(DGB)主席亦在罷工宣告後,立即以公開言論批評GDL工會的決策。為何連工會都出面批評工會的行動?是否GDL工會的談判訴求脫離現實?又或者罷工策略有所失當?為何工會間的團結力量在鐵路工人的行動中消失?以下將這些問題談談對德鐵工人罷工的行動觀察。

 

GDL工會協商訴求與德鐵私有化下之勞動危機

德國自非典型勞動大量湧現以來,在無國家最低工資的保障下(註2),為了阻止工資沈淪而更有罷工談判團體協約的需求。與其他經濟性罷工相比,此次GDL工會所提出的要求其實並不特別,同樣是要求以團體協約來提高工資與縮短工時的勞動條件,此次勞方提出的談判標準是以提高5%的工資與減少2小時的加班時數為協商基礎。若將這二項談判要求放入鐵路工人的整體勞動條件脈絡之中,將更容易理解這二項履求的所由:

 首先,德國司機員的收入與鄰近國家相比的差距顯然,其稅前平均月收入僅為2500歐元,而荷蘭為2700歐元、法國為3100歐元、瑞士為4100歐元、英國為4300歐元。而在這樣的工資條件下,德國司機員的工時卻可能高達1214小時,導致員工的勞動強度過高,與家庭生活與私人活動的時間極少,影響工作與生活的品質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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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羽凡  ( 勞動視野工作室研究員、曾任德國金屬工會法律部與國際部實習員 ) 馬丁 克來默 ( 德國金屬工會經濟研究員、亦為德國左派黨成員 )

 

德國總工會( DGB )宣傳最低工資立法運動之看板,訴求為:「只付給我的爸爸時薪 4,81 歐元?真以你為恥!德國需要基本工資。」(圖片來源: 德國總工會最低工資網站

 

前言:今年(2014年)七月,台灣的月最低工資剛調整為新台幣19,273元,幾乎與時同時,德國也首次訂立了全國性的法定最低工資—201474日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了最低工資法,依該法,德國自2015年起將實施最低8,5歐元的時薪(依目前歐元匯率約折合新台幣340元),約有370萬名的勞工將因而調升工資,嗣後由最低工資委員會每二年審議一次,以提出調整工資標準的建議,再由聯邦政府公告。

相對於1944年第一個實施最低工資法的歐盟國家-盧森堡,德國的的最低工資法等於晚了70年才出現,事實上,德國法定最低工資的提議也遲至2002年才第一次經由少數的工會提出。難道2002年前德國境內的勞工沒有最低工資的需求?為何部分德國工會一開始不支持最低工資法的訂立?此次最低工資法的通過,對於工會與勞工又帶有什麼意義?

 

德國全國性最低工資立法需求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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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鎖黑心企業、終結血汗品牌

勞動視野Logo

 

2014年世界盃足球賽將於612日至713日在巴西舉行,這想必又是歐美運動鞋品牌商大發利市的一年,卻是亞洲工人最苦難的一年。因為到今天(424日)為止,中國大陸東莞的裕元工人正在罷工,包括一線生產工人和各級管理人員在內,參與停工的職工已經達到5萬人。按17日東莞裕元香港辦事處劉姓董事向香港勞工團體說東莞裕元總數有48000多名員工,那就是東莞裕元全廠都在罷工了。18日,罷工潮更早已蔓延至集團在江西安福市的廠房。

 

424日,2014年台灣眾勞團發起的反低薪禁派遣大遊行力挺中國大陸東莞裕元工人罷工,香港、美國多個城市、澳洲等地的多個勞工團體也將發起同步聲援抗議行動,因為我們反對黑心企業與血汗品牌聯手剝削工人!罷工中的裕元鞋廠隸屬於寶成工業(下稱「寶成國際集團」),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及休閒鞋製造商,年產超過3億雙鞋佔全球市場的20%,它和旗下的寶勝代工品牌包括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MerrellSalomonTimberland李寧、KappaConverseHush PuppiesNauticaWolverineUmbro

 

201445日,這家世界上最大的運動鞋生產商,讓上千名工人走上街頭,抗議資方長期違反勞動法侵害工人權益,包括:社會保障金與住房公積金長期嚴重低報、與工人簽署假勞動契約以規避年資等。之後,六萬工人響應罷工,並發出聲明將持續罷工至五月一日。這場近來中國最大的罷工潮,也讓台灣勞工看見台灣經濟奇蹟背後的血汗真相再次在中國大陸上演。這些台灣資本家在過去苛待台灣勞工,現在他們不管西進、南進,也通通把血汗經濟模式輸出到各地剝削當地勞工,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事。

 

台灣社運工運團體長期關注兩岸工人權益,我們發現台灣在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鏈中,從紡織、家電到高科技代工產業,所謂台灣接單海外生產,輸出是資本和剝削工人的方式,甚至變本加厲。東莞裕元鞋廠爆發六萬人大罷工,除了因為工人社保金以多報少外,工人生活及待遇更儼如奴隸。裕元廠方的惡行,還包括提供危險有毒的工作環境、逼工人捐款代替工傷賠償、阻止工人上廁所、住宿環境與飲食品質惡劣、工資亂計等。然而,裕元所生產歐美日知名品牌商的鞋子動輒要價2000~3000元以上,這些歐美日品牌商賺取的超額利潤,竟是壓榨裕元工人的血汗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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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波鴻歐寶汽車(Opel)為例

 

作者:沃爾夫剛 紹柏克(Wolfgang Schaumberg

 

 

Solidaritätsveranstaltung für die Beschäftigten bei O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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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沃爾夫岡邵柏克先生 

 

沃爾夫岡邵柏克(Wolfgang Schaumberg)於1970年至2000年任職於德國歐寶汽車(Opel)波鴻廠,任倉儲工人,工作期間亦擔任歐寶汽車波鴻廠的員工代表會之員工代表長達25年之久,同時也是德國金屬工會的會員,在此期間,邵柏克為了維護工人權益,並反對工會官僚作風與妥協主義,與其他工人在廠內組織「永遠抵抗」(GOGGegenwehr ohne Grenzen)團體,以貫徹工人真正的利益為目標。邵柏克於2000年退休後仍積極參與工人運動,且仍為德國金屬工會的會員,台灣勞動視野工作室於201112月在德國波鴻專訪邵柏克,其暢談德工會、德國員工代表會與工人的關係,本文以下即根據訪談內容撰寫而成。

前言

  2012年開春以來,為了爭取調高薪資,德國工會的罷工行動已遍地開花,範圍擴及公共運輸業與其他公部門行業,例如幼稚園與垃圾清掃部門等等,不過,罷工「頻繁」是否就顯示德國工會力量強大?工會規模與基層工人力量是否等同?在台灣工會法上路,各業工人嘗試建立工會的同時,德國工會在其悠久的發展過程中顯示出了各種面相的衝突,此經由在德國工會運動中歷練30多年的工會行動者邵柏克先生闡述親身經驗與行動理念,可提供值得參考的多種想法。

德國雙軌制工人組織之一:產業工會

        德國的工人利益代表組織是由產業工會員工代表會(Betriebsrat)此雙軌機制建構而成。其中在台灣較為人熟知的是產業工會組織,這是工人為了自力救濟而自由組織的跨廠場團體,然而,德國與台灣在制度上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德國沒有工會法來規範工會,國家也沒有專門管理工會事務的主管機關,工會完全依照自治原則來運作,工會的會員(代表)大會是決定工會政策的最高權力機關,工會的章程也是由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來訂立,例如工會的組織、工會會員資格、會費標準或是工會任務等,均由工會章程來決定,此外,德國法制度上也不存在強制入會的規範,工會能否召募到會員而繼續生存,這也取決於工會對於工人有無足夠的吸引力。

        最重要的是,工會組織是以產業為範圍,德國工人原則上即是依自己工作所屬的產業別來加入該產業的工會,目前德國總工會(DGB)隸下共有八大產業工會,如下圖一所示: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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