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們需要工會?》書訊:http://laborvision.pixnet.net/blog/post/109540181

書名:《為何我們需要工會?美國工會運動簡介》Why Unions Matter
原著:麥可.D. 耶埃特斯 Michael D. Yates
譯著:區龍宇 陳慧敏
出版社:唐山出版
ISBN:978-986-307-087-0
出版日期:2015.03.20

 

文/勞動視野工作室

   工會,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獨立於雇主之外、由工人自發且自由組織而成的勞工團體。工會在多數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已有上百年歷史,相較於此,台灣社會雖然早已(被)整合到資本主義體系之中,但工會對於台灣勞工而言仍然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很多時候僅僅只是一個名詞,而不是活生生存在於勞工生活中的實體。在這樣的脈絡下,《為何我們需要工會?─—美國工會運動簡介》中譯本於台灣出版更有其意義。

本書副標題雖然是「美國工會運動簡介」,但本書並不單純介紹美國工會發展史,也不聚焦於引介美國工會組織架構或運作,而是一本以美國工會實際遭遇到的各種問題為例子來談論「工會」意義及其角色的深度手冊。

雖然我們在本書讀到的是美國工人在組織工會時所遭遇的各種狀況,但這些狀況對台灣讀者卻不會顯得突兀或陌生,例如雇主知道員工想要組織工會就開始用各種管道阻撓、或明講或暗示地對員工表示工會只會找麻煩、甚至把堅持組工會的員工解僱調職,這些在我們的生活中都時有所聞。在這種敵視工會的氣氛下,勞工為何還要挑戰雇主、組織工會呢?本書的前二章直接探討了這個不論哪個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勞工都會碰到的問題。

工會運動誠然不完全等同於工人運動,但如果工人選擇以工會為團結組織的基礎,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發展什麼樣的工會?」勞工帶著各自的想法一起建立了工會,但共同的目標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不能在本書的某一頁找到,也無法在其他任何一本書籍中找到,因為勞工團結的方式與勞工信仰的理念在不同社會背景下自然有不同內涵,美國工會的圖像不能套用在台灣社會,同樣有百年歷史的各歐陸工會模式亦無法、更不宜直接移植到台灣,但是其他國家的工人與資方經年交手而累積的經驗卻是我們思索台灣工會路線的重要資源,有助我們瞭解勞資談判鬥爭的拉距過程。

1970年代以來,各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工會大量流失會員,且此一趨勢至今未見緩解,工會在經濟全球化日趨激烈的進程中甚至面臨更為艱困的組織與動員條件。很多工會在這些危機中被消滅了,但也有很多工會一直到今天還存在著,而在不同工會因應危機的綱領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工會所持的基本理念為何;在歷史的洗禮下,也可以相當程度檢證這些理念是否足以解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問題。在本書中占有相當篇幅的美國服務業受僱者國際聯合會(SEIU),從1970年代開始發展一套組織會員的作業流程,目標即是為了解決會員流失的問題,而這個以「組織」(Organizing)為名的工會新策略確實為該工會帶來了傲人的成績──在美國其他工會繼續面臨會員出走的同時, SEIU卻在短短幾年內新募得了超過百萬名的工會會員。

SEIU策略的提出同時標誌了工會路線的大轉變:從「服務型工會」過渡到以會員為主體的「參與式工會」,亦即工會不再以提供會員福利、服務或是監督團體協約與勞動法令執行等為最重要的任務,也不再以中央統一領導的方式來指揮會員;而是改由會員自行擔任行動主體並由基層會員主導工會事務的運作,讓會員提出對工會組織發展的想像和計劃,在團體協商中則是以去中央化的參與方式來對雇主多點分區施壓。這個新的工會組織方式目前已傳播到歐洲與澳洲等地,挑戰不少既有的中央集權暨父權式的工會領導作風,不少工會以會員召募會員、會員動員會員為新思維,由會員凝聚基層中的集體力量以充實工會實力,取代原本由工會中央下達命令的運作模式,工會會員不再只是聽命行事,而是在行動中感受到自己作為主體的力量,大大提升工會內部民主。

  這波新工會運動有意識地強調基層工人與工會存續之間的連結,而且工會也不迴避問題:會員流失,就發展新的召募策略;勞動條件低落,就發動團體協商;國家社會福利制度不足,就幫會員談判比法律規定更優越的條件。以上確實都是一個「想要有所作為」的工會所會追求的務實目標,然而吊詭的是,我們同時也看到採用這些新策略後,美國工人的整體處境並沒有明顯改善,甚至惡化-美國以雇主系統式摧毀工會聞名(Union Busting),私部門的工會組織率在2013年只剩下6.7%。本書作者花了相當篇幅討論箇中原因。此處我們只提出一點:工會與基層工人的連帶固然是工會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工會除了求生存之外還想實現什麼樣的目標?工會的理念與路線是什麼?經由本書所談的美國工會經驗,至少顯示了遵循所謂務實路線─—不論是積極增加會員人數或專注投入團體協商談判以謀求勞動條件提升─—都不足以克服資本主義中的勞動問題,這也是本書作者所說的:

「工人運動卻缺少一種哲學,一種人們願意為其作出犧牲以換取其實現的理念。這個理念,或者是哲學─—我們不應覺得不好意思說出來─—實際上就是階級哲學,即認識到工人在整個制度中的地位。」

  工會若僅著眼於個別議題,而且又都準備好要與資方妥協以求「雙贏」,長期而言就是勞方步步後退,但資方繼續獲利。實則,勞工集結組織工會不僅僅是為了爭取眼前薪資的提高或工時的縮短,而且勞工團結後的力量所能創造的也當不止於此,勞工更有創造新社會之潛能,而這個新社會的實現前提是工會有意識地認知到自己無條件地站在勞工這一邊,勞工也只支持這樣立基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工會的路線從而必須是與資方鬥爭的路線。

將視野拉回台灣工會運動。自解嚴之後,台灣工會取得了某程度的發展空間,但工會迄今仍相當不普及,至2013年止,台灣僅有55萬名勞工為企業工會會員、僅近68千人為產業工會會員;除了工會會員稀少之外,關於工會理念或路線的討論在勞工之間普遍是陌生的,在工會內部也極為罕見。那麼上述我們所談的一切似乎與台灣的現實世界難以接軌?其實不然。我們在服貿協定談判、在派遣勞動議題、在基本工資抗爭或是外籍移工的事務上都看到有工會搖著會旗出現發言,但我們是否曾看過工會無條件地與工人站在一起?或是我們更熟悉工會出面談著「利大於弊」而不得不沈痛進行妥協的言論?台灣工會運動在解嚴後發展近三十年,黨國勢力仍挺身在資本家之前與勞工對峙,在國家天羅地網式地窒息工會自主發展空間的同時,工會(與工會幹部)為求生存而學會操作各種與國家、政黨、資方妥協的策略,而這一切竟也被包裝為所謂務實做法,或說是明哲保身、禮尚往來,更有些工會在拿到工會證書後,以工會之名來為資本家護航。當然,不是所有台灣的工會都這麼糟,但這些工會實在為數不少,從而扭曲了真正自主、自由工會所應有的面貌,也拉開了工會與勞工的距離。

《為何我們需要工會?》一書立基於美國工會血淚史,談的卻是眼前最真實的工人問題:資方逾百年來無懼無退地持續團結行動,但是勞工卻總是在要不要團結組織間猶疑、在要不要對抗資方的恐懼中徘徊。面對這個工人階級難以迴避的歷史問題,我們推薦此書,因為此書堅定地說明了勞工必須建立獨立於雇主、政黨與國家之外,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沒有這樣的獨立工會,那就難保工會不會淪為沒有妥協界限的和諧團體,甚至僅僅是勞工們互相取暖的康樂組織;更難保工會不會淪為幫資本家政策背書的偽工會團體。誠如譯者區龍宇所指出的:「翻譯此書,如有一點意義,就是用美國實例來說明三點原則:工會路線必須是階級鬥爭的路線;工會必須獨立於資產階級政黨;工會必須發揮基層會員的民主精神。而且也對將來想做勞教工作的人可以從中找到原則/實例的思想資源。

本工作室很高興參與這個有意義的出版計劃,我們也期待此書的出版能帶給台灣勞工更多關於工會的想像,工會組織者也能夠利用書中的析論來激發勞工們對於工會角色、工會作用的辯論,讓工會走進真實的勞動生活之中,讓工會在台灣社會能夠不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

勞動視野工作室 201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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