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中佩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系博士候選人,同時經營「遊走...觀察...紀錄...http://blog.roodo.com/torrent部落格)

 

 

 為何我們需要工會  

《為何我們需要工會?》書訊:http://laborvision.pixnet.net/blog/post/109540181

書名:《為何我們需要工會?美國工會運動簡介》Why Unions Matter
原著:麥可.D. 耶埃特斯 Michael D. Yates
譯著:區龍宇陳慧敏
出版社:唐山出版
ISBN
978-986-307-087-0
出版日期:2015.03.20

 

 

編輯室報告/勞動視野工作室:

 

經過近一年的企劃,勞動視野工作室與香港全球化監察暨台灣自主工聯合作協力,終於在今年(2015年)春天將《為何我們需要工會》乙書的中文譯本推出於台灣勞動者們的面前,在工會力量於台灣緩緩嶄露頭角的今日,此書以實務工作者的角度來析明工會的意義與工會的組織運作,對於工會實務具有國際視野應用於本土鬥爭的作用,而卞中佩更以其對美國社會的分析連結其對台灣工運困境的觀際,說明了「為何我們真的需要工會」。本書推出之後已有工會列為讀本並舉辦讀書會,本工作室亦期待各位仍無工會的勞動者能在閱讀此文,走到書店找出《為何我們需要工會?美國工會運動簡介》這本書,讓工會走進自己日常的勞動生活之中。

 

30年來,全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企業獲利、CEO薪酬屢創新高的同時,勞工薪資停滯不前、貧窮人口節節高昇成為世界各國普遍的現象。以台灣來說,2000年至今,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上升了69%,但實質薪資卻不升反降4.6%,但富裕階層從股票、房地產等非薪資所得獲得的收入,卻大幅提升,一個重要指標是金字塔頂層1%的家庭,2011年所得居然佔全國總所得的14%

 

美國的情況更嚴重,目前1%的家庭擁有超過全國40%的財富,大企業CEO的年收入超過一般勞工的295.9倍。尤其是2008年金融風暴,銀行巨鱷操作次級房貸釀成巨災,在連鎖反應下,許多公司倒閉、裁員,大批民眾的房屋被銀行回收、法拍而無家可歸,但銀行這個罪魁禍首因為「大到不能倒」的邏輯,卻獲得政府主動紓困,受害民眾反而因為政府預算縮減難以取得社會救助。在美國慢慢走出經濟危機、景氣復甦的時候,權貴又高速地累積財富,遠遠把困在貧窮、失業無底洞的人們拋在後面。

 

這樣的現象,已經造成各國社會嚴重的動盪與不安,以美國來說,不管是佔領華爾街運動,還是從去年開始爆發的一連串黑人社區對警方執法暴力的抗議,根源都是長期累積的年齡、種族、階級不平等。

 

針對全球貧富差距拉大這個普遍趨勢,各方有不同的解讀,也提出各種不同的藥方。企業界仍相信財富集中在少數人身上不是問題,因為這些財富將會因為「下滴效應」,慢慢流向所有人,政府的管制及強制分配將會使得這些擁有龐大資本的少數人,減少投資意願,反而會讓整體經濟受害。而著有《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這本全球轟動探討貧富差距問題的皮凱提(Thomas Piketty),則認為所得及財富的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現象,如果沒有國家在稅收、政策上限制財富的積累,比如說高額的遺產稅及資本利得稅,權貴代代累積財富將無法避免,階級因為財富集中在少數人而難以流動的結果,最後將會使得社會矛盾爆發,產生嚴重的動亂。

 

但這兩種說法的根本問題在於,第一,企業在沒有壓力下,沒有理由分配利潤給勞工,下滴效應在這幾十年的趨勢來看,根本是不存在的神話。第二,期待國家限制金字塔頂端權貴的財富代際積累,忽略了當權貴有龐大的資源及政治獻金掌控政治人物,國家是不可能採取任何有效行動在損害權貴階級利益的情況下,重分配資源予以一般民眾。

 

所以一直以來,不斷有學者及工運幹部提出勞工集體行動的實力與政治經濟不平等密切相關的概念。近年的實證研究顯示,工會被打壓與經濟不平等息息相關。例如WesternRosenfeld2011年的研究指出(註1),美國從1973年到2007年,在控制了其它重要變項後,隨著工會會員人數的大幅降低,薪資收入不平等的情況就越趨嚴重。過去工會的談判、示威等種種集體行動,不僅能使得會員受益,也有擴散效應,讓非會員的薪資連帶提升,當這些機制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打壓工會政策而消失,經濟不平等的情況隨之惡化。Kerrissey2015年的跨國比較研究也指出,有工會運動集體談判傳統的西方工業國家,工會實力下降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明顯現象(註2)。

 

那現在問題來了,如果工會實力日趨薄弱是貧富差距拉大的根源之一,那要怎麼壯大工會?《為何我們需要工會?》是一本即時及重要的好書。美國經濟學者耶埃特斯(Michael D. Yates)不僅總結了美國工會發展歷史,並介紹了工會第一線操作的手法,更重要的,還提出一個民主的工會,該是什麼樣子。

 

雖然耶埃特斯談的是美國工會經驗,但他的核心思維很清楚,可以適用於台灣及其他地方,那就是一個不把經營會員為己任、依附於主流政黨及無視民主運作機制的工會,是不可能成功的。耶埃特斯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大工會在反共的氛圍下,與民主黨及共和黨政權合作,驅逐了一批以經營民主工會及推動勞工獨立政治勢力為理念的工會幹部,雖然這個合作使得政權與資方同意讓員工取得更多的薪資,但長期來看,不僅造成工會官僚化,工會更把國會遊說當成主要工作。失去動員及抗爭能力的工會,讓資方及保守派不斷蠶食工會的正當性,使得1970年代後輿論將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怪罪為工會太貪婪,美國社會支持一連串政府及資方打擊工會的政策,支持者還包括工會組織不到的勞工。

 

所以在美國工會會員率不斷創歷史新低的現況下,耶埃特斯以大篇幅談到目前美國工會嘗試的新路線及新組織方法,除了加大吸收會員的力度之外,最重要的,是擴大與各地非工會系統的勞工組織合作,以理解目前經濟對非工會會員的實際影響,以研擬對策並且研究如何組織新會員。例如目前美國從中南美偷渡而來的非法移民人數極多,他們從事著勞動條件極差、勞動環境極惡劣的工作,美國各地有不少有心人士成立了勞工中心服務這些移工,美國一些主流工會不採取排外的立場,與這些勞工中心的合作成為擴大工會實力及重要的組織方式。

 

在推動擴大吸收會員的作法方面,耶埃特斯介紹了服務業受僱者國際聯合會(SEIU)從1970年代就開始發展的新方法,在書中及勞動視野工作室的推薦序中已經有清楚的介紹,這裡要提出的是這樣的方法目前有什麼具體成果。

 

這兩三年,在美國各大城市大型速食店、量飯店外舉辦的提高最低工資罷工,就是SEIU組織的,這些行動不僅促使許多州政府提高最低工資,受到壓力的速食店、量飯店也逕自宣布提高員工薪資及福利。面對後工業化國家服務業勞工人數大增,勞動地點零散、工作地點人數卻大幅降低,對於傳統製造業工會來說有組織上的先天困難,台灣目前也面臨到同樣的困境,《為何我們需要工會?》提到的經驗與方法當然值得我們借鑑與參考。

 

總之,對目前薪資不漲、權貴全拿的勞工來說,《為何我們需要工會?》提出來的藥方就是團結、組織,不能只看高層政治人物、精英的動向與喜好,必須跨出性別、種族、廠場的侷限,往下紮根,才有可能突破目前在政治及經濟上對勞工種種的束縛及壓制。

 

 

1Western, B., & Rosenfeld, J. 2011. Unions, Norms, and the Rise in US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4), 513-537.

2Kerrissey, J. 2015. Collective Labor Righ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2),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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