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毛翊宇(勞動視野工作室宣傳部)

即將於2016年1月16日進行投票的台灣大選,共有三組參選人,目前位居在野黨的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聲勢看漲,遠高於目前執政的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朱立倫,除此之外還有與國民黨同屬泛藍陣營的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惟影響力較不足道。民眾對總統候選人所屬政黨的觀感自然對立法委員選舉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目前台灣正在進行的似乎是場毫無懸念的選戰,整個社會彌漫著篤定「換人」的氣氛,民進黨不僅已經做好執政的準備,在立法院席次上更大有過半的希望,可望取得該黨史上第一次完全執政,贏已經不是問題,現在他們在乎的是贏多贏少。


去年總統電視辯論舉行前,勞工團體在場外分別以芹菜、空心菜、泥土等象徵物,諷刺總統候選人政策隨便、空洞、文不對題。(資料照:宋小海攝)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就在短短四年前,代表國民黨參選的馬英九在2012年的總統暨立法委員大選中,以高達51%的過半得票率,擊敗了當年的對手蔡英文,而在立法院席次方面,於全部113席當中由國民黨獨佔鰲頭取得64席。四年前席捲全台的勝利者國民黨,為什麼會在今天落到這步田地呢?究竟在這幾年內發生了什麼?改變了什麼?民意確定是改變了,但是這個改變的實質是什麼?我們需要回到2014年去探個究竟。

2014年3月18日,台灣爆發了太陽花運動,為了抗議國民黨政府與中國簽訂的兩岸服貿協議,上萬名群眾包圍立法院、數百名抗議者佔據立法院多達24天,引起舉國沸騰,太陽花運動的兩大訴求:一是抵抗中共政權對台灣民主的威脅,二是反對貿易自由化對本土產業和勞工的傷害,前者是台灣的主權問題、後者是與年輕世代低薪、缺乏前景密切相關的分配問題。很顯然,國民黨政府在這兩個問題的處理上讓人民大大失望了,也因此,隨著太陽花運動的壯大,國民黨政府的聲勢也持續下跌,在2014年11月29日地方選舉上,這股不滿就已經化作選票,原本全台22個直轄市和縣市長裡,國民黨掌控16個席次,經過這次地方選舉大幅萎縮至6個席次,就連傳統上被視為國民黨最享有優勢的首都台北市,都在這次地方選舉中拱手讓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實自這個時候起,國民黨2016年的敗象早已非常清晰了。

近年台灣社會經濟問題浮上檯面,國民黨政府縱使不被視為元兇,也被視為無能解決,因此讓在野的民進黨處在有利的位置。而在全球資本主義陷入長期低迷、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影響下,資本的盈利能力不若以往,各國資本家彼此之間競爭加劇、角逐中國市場,缺乏組織和政治代表的受薪階級,因此被迫為資本主義衰退和資本之間的競爭承擔代價,普遍受就業困難和薪資停滯之苦。

對台灣人民而言,困境不只如此,為了幫助台籍大資本順利在中國及其他海外國家積累、剝削便宜的勞動力,執掌政權的台灣政府不得不對已經「官僚資產階級化」又有霸權野心的中共在主權方面讓步,這股壓力不僅來自中共,還來自大大小小在中國市場享有利益的台籍資本,他們希望降低兩岸的「政治風險」,無異於要求台灣政府接受身為民主權利踐踏者的中共,宣稱對自身享有名義上的統治權。可以說,內(分配問題)外(主權問題)交迫正是台灣人民未來處境的寫照。

由於太陽花運動的緣故,上述兩大問題已經成為台灣人民普遍關心的問題,國民黨之受唾棄已成定局,而民進黨也勢必在這兩方面接受來自民眾的考驗,看即將遭逢敗選長期在野的國民黨,以及目前躊躇滿志看似得意的民進黨,如何就上述重要議題進行對自己有利的攻防,是這次2016年大選的關鍵,從中可以窺見未來將持續影響台灣政局的兩大主流政黨。各自將準備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和姿態。

改革時刻已至:他們的危機還是我們的危機?

時間拉回到2015年底和2016年初,在連串的競選活動,例如政見發表會、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等公開演說中,不論國、民兩黨的候選人,皆異口同聲的表示,台灣現在到了不得不改革的關頭,我們正面對一場危機。不只是這些競選中的政黨持如是觀點,這種訴諸強烈危機感的論調,在各個社會階級都得到了迴響,但是,我們和他們所說的「危機」是同一件事嗎?不是。這個問題可以從三個層次來談:

第一層,是政黨自身的危機,為了選舉利益操弄人民而刻意塑造出來的,國民黨訴諸保衛「中華民國」,民進黨則廣納各種「倒國力量」,將國民黨執政塑造成台灣社會經濟問題的根源,讓國民黨下台變成挽救台灣的優先要務,由於國民黨執政八年是事實,與中國又有不可分割的歷史淵源,台灣民眾十分憂心的主權問題,遂被簡化成國民黨「賣台」,而非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所付出的代價。

第二層,我們可以看到近日新聞經常出現類似的標題:中經院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可能不保1。持續低迷且不見起色的經濟成長,背後反映的是資本積累的停滯,全球資本主義衰退自是主要原因,但此因對資本家階級而言無解,然全球越是衰退,資本與資本之間的競爭就越殘酷,因此台籍資本家心急如焚,迫切想知道未來的台灣政府將如何傾全國資源幫他們「拼經濟」──增加利潤、打倒競爭對手;第三層,也是最重要的、真正的危機: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最新的統計,台灣近四成的上班族月薪不到3萬元,不到4萬元的則接近七成,不穩定的非典型就業人數高達78萬人……數字只是冰山一角,背後反映的是整體就業環境的停滯、惡化,低薪資、不穩定和無發展性等問題,再加上高房價、老年退休保障的不足,讓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成了資本家口中「不敢作夢的一代」,政治能不能許我們一個有希望的未來,是我們最關心的。

兩大黨的總統候選人,對上述人們最關心的「經濟」、「兩岸」問題都不得不有所回應,循著這兩個主軸,我們便可以對他們檢視一番,看他們是否對我們關心的問題提出了對策,如果有,這些對策能落實嗎?能解決過去所不能解決的困境嗎?為此目的,我們不應該過度沈迷細節,落入「見樹不見林」的陷阱,應該從整體著眼。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在首場電視辯論中提到:「朱立倫保證在四年的任內,會將基本工資從現在的20,008元調高到30,000元,這不是只是調薪,這是台灣經濟戰略的翻轉……讓我們的戰略從過去透過利潤帶動成長的方式,改變為透過加薪帶動成長。」在第二場電視辯論中,回應全民連署提問如何落實勞動法令時則回答:「一定要繼續推動修法,重賞、重罰,用高額的獎金鼓勵全民檢舉這樣違規的、影響到勞工權益的企業。……如果我當選總統之後,一定修法要求全國直轄市設立勞檢處。」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首場電視政見發表會裡這樣說:「我們還會整合產、官、學的資源,作為本土產業投入創新的後援,讓大家順利走向升級轉型。……如果企業透過創新,做出毛利更高的產品,我們就可以支付给員工更好的薪水。」

當回答如何落實勞動法令時,蔡英文如是說:「現在勞工相關的規定裡面需要補強的地方……我們要立法保護非典型勞工,讓派遣及部分工時的勞工,能夠受到同工同酬的保護,而且都納入社會安全保障體系。我們對於過勞跟職災也有專門的立法來保護。」在政見發表會中,當蔡英文被朱立倫質問對兩岸問題的處理時,她回答:「我將會以『維持現狀』的『台灣共識』為核心,遵循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並在過去二十多年,兩岸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發展。……我的決策會遵循民主機制,公開透明。我主張訂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讓兩岸政策接受人民的監督。」

勞資分配不均:鱷魚的眼淚和請鬼拿藥單

政府要影響財富分配,基本工資是少數可以直接規制勞動市場的槓桿之一,也經常是政府和勞工團體之間齟齬的來源,基本工資一旦提高,在比較效應下勢必會提高平均薪資,這應是不爭的事實,且在台灣許多獲利頗豐的大型連鎖企業,在雇用基層員工時皆以基本工資為標準,因此對於廣大上班族和許多領取低薪的窮忙族而言,提高基本工資有最直接的加薪效果。且受薪階級的收入增加也會提振消費,對許多以國內市場為主的中小企業而言,不啻為市場的擴大,對商品的需求還會拉動對勞動的需求,無疑能夠增加就業。

至於一貫反對提高基本工資的立論,往往以提供薪資會減少就業,對勞工不利為由,有鑑於此,也許我們應該聽聽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怎麼說:「……絕大多數證據表明,增加最低工資對就業的負面影響甚微,或者沒有。」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反對提高基本工資的論述建立在迂腐陳舊的經濟學教條上──假設任何商品(也包括勞動力)價格提高勢必會降低購買量,但除非某個行業的生產技術出現大變革,否則勞動力的替代性極低,若不是該產業的市場本來就正在萎縮,幾乎不可能出現只因薪資提高就減少僱用的現象。

反對提高基本工資的論述常常只是保護企業利潤的幌子罷了,在這方面,蔡英文對朱立倫的質疑是保守的,顯示她顧慮到資本的利益,不願意為提高基本工資的政策背書。雖然朱立倫提出的立場相對進步,但國民黨在其他方面的問題更大,身為老牌右派政黨,過去一向偏袒企業財團,談到這個不得不提起2013年,當行政院勞委會決定調漲基本工資(月薪)時,國民黨政府的政務委員管中閔卻大力反對,還對勞工團體嗆聲:「想多一顆茶葉蛋,最後一粒米都沒有!」最後行政院長陳冲拍板,提高基本工資與政府「拼經濟」的目標不符,逕予駁回,引起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委員一片譁然,主委還因此請辭。該怎麼看待這件事呢?國民黨鬧人格分裂了嗎?一個向來對勞工議題最不友善的政黨,突然跑出來大喊幫勞工加薪,恐怕是自知肯定不會當選才敢提這樣的政見,想多少騙點選票。要檢驗國民黨有多少誠意也不難,如果這真的是國民黨的新政策方針,那麼未來他們在野的這幾年,想必會持續在提高基本工資這方面採取一致的立場?

蔡英文既然駁斥朱立倫,那她自己又有什麼改善分配問題的對策呢?她的主張,一言以蔽之,即勞工能不能加薪,關鍵在於企業的毛利,她在經濟發展論壇上,用不同的話再次重複了這樣的中心思想:「打造一個支持創新的環境,用創新來帶動產業的升級與轉型,再以升級轉型來提高企業的利潤;……也就有能力提高勞工的薪資和待遇。」台灣受薪階級薪資停滯的問題,真的出在企業的利潤不夠嗎,還是經濟果實的分配不均?如果企業賺了更多錢,會自動自發拿出來幫勞工加薪嗎?還是放進自己的口袋,或者拿去投資海外、甚至投機炒作以博取更豐厚的獲利?我想台灣人民都很清楚這個問題的答案。且台灣受薪階級薪資低迷的原因,也有官方數據為證,並非企業獲利不足,而是勞資之間分配不均而產生:由國民所得統計資料的GDP分配面觀之,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在1989~1996年間仍達50%~52%,此後逐年下滑,2013年降至44.6%。

蔡英文自稱能夠解決分配問題的經濟政策,其實脫去了精美的辭令包裝以後,不過就是「政府努力讓富人更富,窮人也可以雨露均霑」──極端落伍的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是比傳統右派更右的保守主義經濟政策,美國自1980年代以來施行此種政策的結果,只是讓富人更富,卻沒有讓窮人脫貧,整個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情形反而更加惡化。無獨有偶,即將下台的現任國民黨籍總統馬英九於2012年被問到勞工所得水準為何無法提高時,也說過這樣一句話:「薪水不能加,是廠商覺得錢賺不夠。」可見這種從資本財團的立場出發看待財富分配問題的心態,蔡英文跟馬英九並沒有什麼分別。

落實勞動法令:裝睡的人叫不醒

台灣的勞動法令,向來被民眾詬病為與現實脫節,在私營部門由資方獨斷決定大多數僱用條件仍是常態,按照法律本意應為最低標準的勞動條件,卻成了許多勉強合乎規範之企業口中的「福利」,為何如此?主要原因還是要歸咎於國民黨過去視工會組織如寇讎的戒嚴統治、近二十年來製造業的嚴重外移、以及民進黨狹中下階層群眾民主抗爭成果上台執政後,卻為了鞏固權力而和過去支持國民黨的舊勢力靠攏、大力向財團傾斜的惡果。上述政治、經濟因素導致台灣勞工運動的發展先天不利、後天失調,單一受雇者在由資方主導的就業市場上只能孤零零地隻身面對,不若其他工會運動較發達的國家,有企業或產業層級的工會定期和資方談判薪資福利。

在勞資實力本身極不對等的情況下,勞方完全沒有可以對資方施壓的管道,要靠外部的勞政機關來確保企業落實規定於法令中的保障,自是困難重重,且高度依賴行政官僚體系的效能。雖然落實勞動法令,嚴格說起來是個治標不治本的辦法,但回歸到最務實的層面,正因為目前法令與實際的落差,如果能強化勞動法令保障的實效,能讓部分勞工直接受益,也能讓有談判實力的工會組織專注在提升勞動條件上,而不必忙於和政府官員周旋,要求他們落實各項勞動檢查。

朱立倫在如何落實勞動法令這個問題上的回答,包括提供檢舉違法企業的民眾檢舉獎金、提升勞檢層級擴大相關人力等主張。首先,提供檢舉獎金絕對是一個會令企業界氣到跺腳的政策,他們認為這會誘使更多「心懷不軌」的員工向勞政機關申訴,破壞勞資之間的和諧和「倫理」,但這不過反映了這些企業的心虛罷了,如果不是違反勞動法令的企業,又何須擔心被檢舉?況且不遵守法令的黑心企業又有何資格和員工談「倫理」?但縱使鼓勵了更多的檢舉,如果沒有相應的擴大勞檢人力,那麼只會產生更多無法消化的案件;進而言之,如果不提升現有勞檢行政的公平性,人手再擴大也依然不會有效果,朱立倫在這方面卻完全沒有著墨,他雖然點出了落實勞動法令的關鍵在勞檢,但對問題卻缺乏深入的探討,手上的發言稿充其量只是漂亮的官樣文章。

舉例而言,在現行的勞動檢查中,政府官員最害怕開罰了資方以後,被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提出訴願和行政訴訟,企業也以此養成政府官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但是相反的,勞方在檢舉違法資方之餘早已精疲力盡,又有維持生計的壓力,如果勞檢單位混水摸魚、檢查過程漏洞百出,卻根本沒有相應的時間和財力循這條管道為自己申冤。假如能在勞動檢查後對每一個檢舉違法企業的申訴人進行滿意度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列入負責人員或所屬單位最重要的考核績效,以矯正過於偏袒資方的勞檢實務,再搭配檢舉獎金和擴大常態人力,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勞動檢查的功能。我們能期待國民黨政府支持上述大刀闊斧的改革嗎?恐怕是很難的。

當蔡英文被問到如何落實勞動法令時,她背誦了民進黨草擬的六大勞動政策:現有的法規需要補強、將會推動更多的立法……當蔡英文如是回答時,簡直是在污辱台灣民眾的智慧,問題是勞動法令「如何落實」,她的回答根本答非所問,這是其一。其二,詳細檢視蔡英文提出的六大勞動政策,其實不難發現,蔡英文根本在勞動政策這個部分交了白卷,她所提及的各項修法和立法,不但缺乏實質內容,而且幾乎全是這幾年國民黨政府執政時期,勞政主管機關就已經在積極研議的項目。

最後,在民進黨這份空洞的六大政策出爐以前,在媒體上蔡英文僅有一次談及勞工,那就是當2015年5月8日蔡英文在參加企業座談會時,脫口說出她認為「台灣勞工的假太多了」,相較於她在面對提高基本工資議題時的再三審慎、步步為營,這個「假太多」的結論來得實在太爽快了。也許台灣的受薪階級應該有所警覺,未來即將執政的蔡英文政府,是個完全沒有在勞動政策上做足功課,而且站在企業主的角度思考問題的政府。

兩岸經貿協議:誰來處理「資本主義因素」?

也許對蔡英文而言這些都不算什麼,更嚴峻的考驗還在後頭,2014年太陽花運動的餘波,讓台灣民眾對中共的強烈拒斥感浮上檯面,強大的民意浪潮讓國民黨政府原先欲強渡關山的兩岸服貿協議在立法院觸礁,至今不敢有進一步的動作,連其他的經貿談判仿佛都成了政治禁忌,就算做了也不好大肆宣揚。經濟議題從來不只是經濟議題,經貿協議向來是大國擴張政治影響力的工具,台灣民眾對於中共官僚資本可能「以經促統」、瓦解台灣民主的疑慮並不是空穴來風。

其實兩岸問題不僅僅是「 中國因素」那麼單純,中共近年來積極佈局海外,舉凡投資基礎設施、甚至部署軍事基地、爭奪釣魚台和南海主權等等,這些動作背後的動機,和他們對台灣主權的野心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確保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命脈、和美國霸權分庭抗禮、維繫中共官僚資產階級的專制統治。且在全球經濟缺乏成長動能、前景黯淡的當下,各國資本更加依賴中國的市場和高經濟成長率,但想在中國這個一黨專政的國家裡賺錢,就不能不和獨攬政治經濟大權的中共合作、支持中共的專制統治和對周邊國家的霸權主義,這是全球皆然的現象,台籍資本當然也不例外,而且除卻中共在國際上對台灣主權的打壓,其實真正對台灣政局施加直接影響的,反而是像郭台銘、王雪紅這類的台籍大資本家。仔細分析所謂的「中國因素」,其實很大部分是由「台灣因素」和「資本主義因素」構成的。

除非蔡英文敢擋台籍資本的財路、敢向大老闆們說不,否則她遲早要向「中國因素」低頭,也勢必要為了資本的利潤而犧牲台灣人民的利益,雖然很多支持蔡英文的民眾對她還存有幻想,但其實從她這次競選對於兩岸問題的立場:「維持現狀」、「遵循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就可以看出,民進黨的姿態急速向國民黨政府靠攏,幾乎已經難以分別了,原因不為別的,就是顧慮到台籍資本的利益,不願和中共打壞關係,對台灣人民最關心的主權問題採取迴避的態度,恐怕就是在為將來的讓步妥協打預防針。台灣的資本家現在因為適逢選舉所以還能夠體諒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還願意將兩岸服貿協議卡關的不滿隱忍不發,但到了選後必定全力施壓,民進黨手上的燙手山芋,除了服貿協議之外還有兩岸貨品貿易協議,這場考驗料將來得又快又猛,這不僅僅是一場對民進黨的考驗,也是一場對台灣人民的考驗,到時我們就能知曉有多少人將清醒的看穿民進黨在兩岸問題上投機、親財團的本質。

距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事隔近兩年,目前人民並沒有真正擋下兩岸服貿協議,我們所關心的各種問題,包括不利於基層產業和勞工的貿易自由化、勞資之間分配不均和青年人看不到希望、台灣人民在主權問題上的自決權受到外來強權的威脅,在這兩年國民黨政府繼續執政下只有更惡化,毫無起色,然而,眼下國民黨似乎就要被選票拉下台了,我們能期待因此帶來真正的改變嗎?根據上述的觀察,我們必須很肯定的告訴自己:不可能。台灣的勞動者看似有投票選舉政府的自由,但我們卻被迫在兩個右派政黨之間做選擇,看不到新執政者有解決問題的意志和方法。

選舉只是政治的一部分,在現階段被國、民兩大黨壟斷政治權力的結構下,更是權貴政客綁架民意的工具,如果台灣的勞動者不放棄追求真正的改變,那麼等待我們的將不是一個歡欣鼓舞的勝選之夜,而是一條漫長艱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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